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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 ——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
——建康时期佛教的盛行

“千里荤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这是晚唐诗人杜牧在题为《江甫春》的诗篇中的名句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这一庞大的数字,并非出于诗人的夸张。据史书记载,梁武帝时建康的佛寺数甚至超过了500座。这正好与同期北魏首都洛阳的佛教盛况不相上下,反映了中古时代我国南北两地佛教迷信的广泛流行,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的特点。
在东吴时期,建业都城最早的一座怫寺是建初寺,系赤乌十年(公元247年)孙权为西域高僧康僧会所造,当时的佛寺以塔为主,所以寺的中心有一座供养佛骨“舍利”的宝塔。由于此寺位于秦淮河畔的大市后面,所以又名“大市寺”,地名就叫做“佛陀里”,康僧会在建初寺里翻译了几部佛经,这是江东地区译经事业的开端。另外,在长干里还有一座佛搭——“阿育王塔”(阿育王是古代印度的一个非常信佛的国王),塔基地宫内也埋藏有佛骨舍利,塔旁原有尼寺,于东吴中期被毁,西晋初年惭复为长干寺。
到了东晋时期,由于佛教徒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中流行的玄学和清谈之风,使佛教逐渐中国化,得到了皇室和世家大族们的普遍信仰。建康的佛寺相应地增加了不少,现在有名可查的,就有40座左右。又因翻译佛经是传播佛教的重要手段,所以建康的译经事业进一步兴盛起来。印度、南亚和西域诸国的文化艺术也随之而大量传人,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注入了新的血液。
在建康从事佛经翻译和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代表人物,以东晋和刘宋时期的我国高僧法显、宝云和从中印度来的佛驮跋陀罗等人的贡献最大。法显既是当时的大翻译家,又是一位大旅行家。他以65岁的高龄,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,经西域诸国,超过帕米尔高原,周游天竺(今印度)诸国,寻访佛迹和佛经。归途中经锡兰岛和苏门答腊岛,本来想回到广州,但所乘船舶被海风吹至山东半岛的牢山(今青岛附近崂山),他登陆后只好经广陵(今扬州)和京口(今镇江)等地,于公元4l3年才回到东晋的首都建康,这时候他已经79岁了。法显在回到建康的第二年(公元414年),就写成了他的旅行记。全文虽然只有9500多字,却是叙述当时中亚、印度和南海诸国的历史、地理和风俗人情的年代最早的一本重要著作,被称为《法显传》,又名《佛国记》或《历游天竺记传》。这部书和后来唐代三藏法师玄奘著的《大唐西域记》,可以说是六朝和隋唐时代我国最杰出的两部国外旅行记。
位于建康南郊的道场寺(又名斗场寺,约在今雨花门外),是晋、宋之际的佛经翻译中心。在法显回到建康的前一年(公元412年),他在长安结识的中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及其大弟子慧观,已由东晋大将刘裕请到道场寺。接着,与法显在北天竺会过面的高僧宝云也来到道场寺。宝云普经在国外钻研并掌握了印度的古文字“梵文”,这就为他的翻译佛经工作准备了良好的条件。法显在道场寺里大约住了5年左右,除了写成《佛国记》外,还翻译了佛经六部,共100多万字。佛驮跋陀罗则和上百名中国僧人,从公元418年起在道场寺共同翻译出大部头的《华严经》。其中宝云在道场寺从事译经工作的时间最长,据说他能一边看着梵文本的佛经,一边立即口译成流利的中文。经过他译成和订正的佛经有《无量寿经》等多种,质量都很高,人们评论说:“江左译经,莫不推宝云为第一。”
瓦官寺是当时保存艺术珍品最丰富的一座佛寺。如东晋著名的画家顾恺之和雕塑家戴逵(kui读葵)、戴颐顒父子,都在瓦官寺内留下了他们的杰出作品。瓦官寺的位置在今南京城西南角的花露岗上,创建于公元364年,原来是东晋政府官营的陶器作坊,称为“瓦官”,所以就用来作为寺名。当瓦官寺才建成的时候,寺僧向社会上募集经费。一些皇室、大族和官僚纷纷捐款求福,但都没有超过10万个铜钱的,唯独年仅20岁的顾恺之却写上一笔百万钱的捐款,因而被认为是说大话。不久,寺僧向他索取款项,顾挡之就要寺僧在大殿上准备好一堵白墙,然后关起门来在里面专心画了100多天的壁画,画的主题是《维摩诘居土像》。据佛经说,维摩诘是一个道行很高的居士(“居士”就是信仰佛教,但没有正式出家当和尚的人),在佛教人物中非常有名,相传他经常同文殊菩萨辩论问题。当这幅巨大壁画基本完成,将要给维摩诘点眼珠之际,顾恺之通知寺僧请人来参观并捐款。这时,一个光彩焕发、清瘦聪慧、凝神沉思着的维摩诘居士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,使整个寺院的气氛为之大变,观众们纷纷踊跃捐钱,很快就超过了100万个钱。这幅著名的壁画据说到唐朝时还存在,大诗人杜甫曾经亲自到金陵来看过这幅画。后来,此画曾一度移到镇江的甘露寺,晚唐时又被移到长安的皇宫中,可见这画的价值之大。
顾恺之的住所就在瓦官寺附近,后代称为“顾楼街”。据说,他为了专心作画,特地位在楼上,平时把楼梯抽掉,经日不下楼,人们称他为“才绝”、“画绝”和“痴绝”。东晋的丞相谢安称赞他的画是“自生人以来,未之有也”。但顾恺之自己却认为,画人物最重要的是要画好眼睛。他在画人物扇面时,甚至不点眼睛。有人间他,答复道:“那可点眼,点睛便语。”又说:“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(指眼睛)中。”他主张画人物要掌握每个具体人物相貌中的特征和他们特定的性格。他的作品,流传下来的极少,现存的《女史箴图》和《洛神赋图》,都是唐代前后的摹本,但仍然可以看出,他的用笔“如春蚕吐丝”,又如“春云浮空,流水行地”。
在瓦官寺中,还有大雕塑家戴逵和戴顒父子两人的作品。戴逵曾经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,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,连同顾恺之所作的“维摩诘像”壁画,以及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送来的高4尺2寸的白玉佛像,合称为瓦官寺的“三绝”。据记载,戴逵在进行雕塑时,常常虚心听取观众的评论,来改进自己的作品。有一次他雕刻了一尊高达1丈6尺的无量寿佛的木像和两尊菩萨,看来看去总不够满意。他就把自己藏在像旁的帷帐中,听取观众的评论,然后又以三年的时间重作新像,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赞赏。戴顒继承了他父亲的雕塑技艺,也完成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他还善于修改已成的佛像,有一次,刘宋的太子送了一尊高达1丈8尺的铜佛像给瓦官寺,人们看了都觉得面部太瘦。后来请戴颐来看,才发觉是由于肩膀和手臂太肥了的缘故。工人按照戴顒的意见进行了修改,居然成为瓦官寺中最雄伟的一尊佛像。 瓦官寺的闻名于世,除了因为东晋时寺中有“三绝”以外,还由于南朝宋、齐、梁三代对它的大事扩充。如在梁代时增加了著名画家张僧繇绘制的大幅壁画,并新建了一座高达340尺的瓦官阁。张僧繇是一位善于画人物,特别是画佛像的名画家。他在建康的许多佛寺里都创作过壁画,见于记载的除瓦官寺外,还有乌衣巷附近的安乐寺。相传他曾经给安乐寺画了四条白龙,但都没有点眼睛。后来,寺僧坚持要他点,结果其中两条龙点睛后立即破壁飞去。这就是“画龙点睛”这一成语的由来。张僧繇还善于学习国外的绘画技巧,传说他在青溪一乘寺的寺门两侧画过许多凹凸花,就是使用红色和青绿色等由浓变淡的色彩,来表现花叶的明暗透视,远望起来好像有着凹凸的立体感。实际上,他是采用了当时流行于天竺的“晕染法”。所以,当时人们又称一乘寺为“凹凸寺”。
瓦官阁建于粱武帝时,因距离当年的长江很近,所以在临近中午的日照下,阁影可以映入江中,是当时眺望江中景色的一处名胜。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阁,并在他的作品《横江词》中提到此阁说“人言横江好,我道横江恶、-风三日吹倒山,白浪高于瓦官阁。”可惜在南唐灭亡时,这阁被吴越国的军队烧毁了。
在瓦官寺的东面,还有一处南朝名胜叫做“凤凰台”,传说在刘宋年间,曾经有三只类似孔雀的异鸟飞到今花露岗上来,并且吸引了许多普通鸟类前来“百鸟朝凤”。由于在封建时代这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之兆,因此刘宋政权就在那里建造了一座高台,叫做“凤凰台”。大诗人李白曾登临此台,并且留下了《登金陵凤凰台》的著名诗篇。全文是“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鸳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
以上我们所介绍的建初寺、道场寺和瓦官寺等寺庙倘位于秦淮河畔。这个地区从东吴以来一直是繁华的工商业区和居民区,像建初寺的前面是著名的大市,道场寺的前面是斗场市,瓦官寺也距离大市很近。这与后来开封的大相国寺和苏州玄妙观的情况差不多,都是寺庙前面有一个热闹的市场,此外,东晋和南朝的皇室、大族和官僚还纷纷把他们的住宅捐给和尚作寺院,称为“舍宅为寺”。这一类的寺院为数很多,像上面提到的张僧繇画龙的安乐寺,原是东晋大族代表人物中的王坦之的花园。以凹凸花著称的一乘寺,也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府第,后来陈朝的大官僚、文学家江总又把他的读书堂施舍给此寺。大致东起青溪,西迄石头城,南至雨花台,北抵都城北郭的中心区域里,就分布有南朗四百八十寺中半数以上的寺院。
南朗皇帝为了利用佛教统治人民和为自身求佛,曾在宫城内外修造了一系列金碧辉煌的寺庙,以便于他们朝夕参拜,同泰寺(今鸡鸣寺前身)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。早在公元300年左右(西晋永康年间),鸡笼山上就已经有了佛教寺院。公元527年,梁武帝萧衍又创建同泰寺,并使寺的南门正对着宫城的北门,以便利他的出入。寺里共有六座大殿,10余座小殿和佛堂,还有7层的大佛阁和9层的宝塔,供牵着非常壮丽的十方金像和十方银佛等。梁武帝本人曾经四次假意“舍身”到同泰寺里去当和尚,再让进臣用巨款为他赎身,利用这种手段帮助寺僧骗取到几万万个铜钱,后来,同泰寺着了火灾,梁武帝还想再建造一座更高的12层宝塔,终因“侯景之乱”而没有完成。因此,同泰寺所浪费的人力和财力,在南朝所有佛寺中是最为突出的。
在建康东郊的钟山和东北郊的摄山(今栖霞山),是南朝佛寺的另外两个集中地。分别在钟山南北的佛寺很多,梁以前就已有70座,梁时佛教最盛,数量应该还有增加。其中较为著名的,有北高峰上的大爱敬寺、法云寺和头陀寺,今明孝陵所在地独龙阜的开善寺和定林寺,还有北说的草堂寺(明朝常遇春墓所在地)等等。开善寺创建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(公元5l5年),是为了纪念当时的高僧宝志而设立的。据说,当宝志死后,梁武帝曾出了20万个铜钱买下了定林寺前面的独龙阜来埋葬他,墓上建有一座五层宝塔,塔顶嵌有国外进口的无价琉璃宝珠,所以又名“玩珠塔”。当时的大画家张僧繇曾为宝志画过肖像。后来,唐代的名画家吴道子重新画像,并由大诗人李白作赞诗,书法象颜真卿写字,刻在同一块石碑上,所以也叫“三绝碑”。到元朝初年,砷上又加上了书画家赵孟頫(读甫)写的《志公十二时歌》。明朝初年,因为建造明孝陵,便将宝志墓塔、三绝碑与佛寺一同迁到今灵谷寺所在地。现存灵谷公园内的“三绝碑”,已经是清朝乾隍以后的仿刻品。
摄山的南朝佛寺略少,见于记载的只有栖霞寺、庆云寺和止观寺等几座,但却以人工开凿的石窟寺――“千佛岩”而闻名。千佛岩位于今栖窟寺后的千佛岭上,最早的一个大石窟名叫“无量殿”或“三圣殿”。该殿的主佛为高达3丈2尺5寸的无量寿佛坐像,两侧为各高3丈的观音和势至两菩萨,会称为“西方三圣”开凿于南齐永明七年(公元489年)创建栖霞寺后不久。其余的近300个佛龛和500多尊佛像,绝大多数是齐、梁两代的皇族和大官僚出资为自己求佛的,其中有齐朝的文惠太子、豫章王、竟陵王和始安王等提到的那个爱钱如命的梁临川王萧宏,因为他自己舍不得花钱,就动用梁朝国库的公款大规模地修造和装饰石窟。这些佛龛内部的基本布局,都是“一佛二菩萨”,或“一佛二弟子”(二弟子通常是老年的“迦叶”和少年的“阿难”),有的佛座下蹲有双狮(称为“狮子听道”),窟门两侧还常有天王力士像。它们的雕刻作风都较圆润细巧,秀丽典雅,与北朝云岗、龙门等石窟的艺术风格似有所差别。可惜千佛岩的石质为红色沙岩,易于风化。又经明代太监们的大事重修,以及解放前无知寺僧们的用水泥修补装新,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集中在建康一地的南朝四百人十寺,是当时人民的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。它不仅占用了大量的民田、民宅和名胜之地,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寺造塔和雕铸佛像,还要养活十几万的和尚和尼姑。每座佛寺都拥有庞大的庄园,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。他们既是神权的代表者,又兼世俗的大地主和大商人。这样,人民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也就更为沉重了。因此,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土纷纷起来反对。刘宋时曾在今太平南路四象桥(古代叫青溪中桥)之北建有宏丽的“湘宫寺”,寺址原是宋明帝刘彧的王府,他做了皇帝以后,就“舍宅为寺,造了两座五层宝塔,并在铜佛像上使用了金箔制成的背光,极其奢丽。在宋明帝叫群臣参观他的所谓“功德”时,有一个名叫虞愿的官员就直言不讳他说:“这是老百姓卖妻卖儿钱所建成的,这种罪恶比宝塔还要深重,有什么功德可言呢?”

妙静  2001.12.29 17:23:27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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